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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寿在《先主传》赞语处称刘备“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”，结合糜竺、黄权、诸葛亮的相关记载，确实很容易认为蜀汉存在“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轨”的和谐氛围。

（刘备）举国讬孤于诸葛亮，而心神无贰，诚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轨也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
不过陈寿在夸奖刘备的同时，又表示刘备的行事作派“盖有高祖之风”。而刘邦诛戮异姓功臣乃是人所共知的公案，可知陈寿在赞语的表象之下，也暗含了言外之意。

先主之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器焉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
结合《蜀书》诸列传的记载，可知刘备厚待臣僚，除了个人性格使然之外，更多是出于外部的环境约束。

本文想就刘备善待叛臣及其家属的记载，论述“弘毅宽厚”表象背后的现实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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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备与高祖之风

陈寿惯用春秋笔法，他之所以将刘备比作汉高祖，实际是暗藏玄机。

汉高祖厚待功臣不假，但他也习惯于卸磨杀驴。与刘邦共定天下的异姓诸侯王中，只有长沙王吴芮因实力弱小幸免于难；其余诸侯或死或囚，无一善终。

昔高祖定天下，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。张耳、吴芮、彭越、黥布、臧荼、卢绾与两韩信……终于灭亡。张耳以智全，至子亦失国。--《汉书卷三十四》赞语

除了韩信、英布、彭越等佐命元勋死于非命，连刘邦的女婿张敖都险些被杀。考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可知上述人物都曾受过刘邦的特别礼遇，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。

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（刘邦之女，张敖之妻）故，不宜有此。上（指刘邦）怒曰：“使张敖据天下，岂少乃女乎！”--《汉书张耳传-附传》

（英布）出就舍，张御食饮从官如汉王居，布又大喜过望。--《汉书英布传》

由此可见所谓的“高祖之风”，并非简单的“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”，也含有“诛戮功臣”的凛凛杀机。

汉高诛戮功臣，固属残忍。--《廿四史札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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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邦如此，刘备亦然。读者往往看到刘备对糜竺的恩遇、对黄权的厚待；却习惯性忽略刘备诛杀张裕、雍茂时的刚愎猜忍，更极少着眼于刘备“礼贤下士”时的历史背景。

需要特别注意，刘备礼贤下士，无一例外都在式微之际。无论是与田豫、赵云诚心相交，还是宽慰糜竺“兄弟罪不相及”，抑或赦免黄权、孟达等叛将子孙，均是在蜀汉处于劣势的历史背景之下。

换言之，刘备的弘毅宽厚，更多是一种战略性的安抚举动，服务于统战工作需要。在国势日衰的背景下，刘备无法彻底清算叛臣，因为这样势必导致蜀汉局势进一步恶化。

反过来说，一旦刘备得志，他往往会任心而行。取汉中后（219）杀张裕、杀雍茂，称帝之后（221）空国东征，都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。

一言蔽之，刘备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。外部环境宽松，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大；外部环境紧张，刘备的行动余地便小。

由于刘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逆境，所以能够“任心而行”的机会也便相对较少。也正源于此，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宽厚长者形象。

这种“矫情忍性”的作风，乃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。不独刘邦、刘备所有；秦始皇亦然。

其近臣尉缭，便曾称“秦王为人，居约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”。可见即使凶暴如赵政，在劣势局面下也懂得伏低做小的道理。

秦王为人，蜂准，长目，挚鸟膺，豺声，少恩而虎狼心，居约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。--《史记始皇帝本纪》

因此不宜将刘备的宽厚表现，简单归结于他的个人性格。更合理的作法，是把刘备的行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，结合历史背景来分析其行为逻辑。

刘备的刚愎一面

刘备早期以“武勇”著称，也有过“怒鞭督邮”的血性过往，还因为“反复无常”而被吕布集团所讥诮。可知其人性格颇为多面，绝非简单的宽厚长者。

平原刘子平知（刘）备有武勇。--《典略》

诸将谓（吕）布曰：“（刘）备数反覆难养，宜早图之。”--《英雄记》

诚如前文所述，刘备的行为逻辑与常人无异，主要受外部环境的约束；因此在得志之时，往往表现出刚愎自用的倾向。

以下谨就张裕与雍茂的案例，论述刘备阴刻猜忍的一面。

（1）张裕

张裕是刘璋旧臣，曾于座上讥笑刘备“无须”（即没胡子），因此刘备“尝衔其不逊”，认为张裕对自己缺乏尊重。

先主无须，故（张）裕以此及之。先主常衔（指怀恨）其不逊。--《蜀书周群传-附传》

不过鉴于彼时川蜀初定，刘备也就没有对张裕下手。然而随着刘备攻陷汉中，张裕的生命也便走到尽头。

张裕的具体卒年史书无载，按《周群传》的记载推断，当为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。

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“谏争汉中不验”。按汉中在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为刘备所得，因此张裕的谏阻之言才会显得“不验”，可知张裕之死，当在此年。

（刘备）忿其漏言，乃显（张）裕谏争汉中不验，下狱，将诛之。--《蜀书周群传-附传》

虽然刘备杀张裕的理由是“争汉中不验”，但彼时人尽皆知，张裕之死，实出于他与刘备的口角宿怨。

因为谏阻征汉中者远非张裕一人。周群亦曾谏阻，但不仅没有受罚，反而被刘备加官进爵。甚至连诸葛亮都对征伐汉中的计划持怀疑态度（见《杨洪传》），可知谏阻征汉中者为数不少。

（刘备）遣将军吴兰、雷铜等入武都，皆没不还，悉如（周）群言。于是举群茂才。--《蜀书周群传》

先主争汉中，急书发兵，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（杨）洪，洪曰：“汉中则益州咽喉，存亡之机会……方今之事，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，发兵何疑？”--《蜀书杨洪传》

张裕死于刘备攻陷汉中之后（219），而占据汉中又代表着刘备的功业达到巅峰。在此背景下，刘备将诛杀张裕形容为“芳兰生门，不得不锄”，其刚愎心态可见一斑。

诸葛亮表请其罪，先主答曰：“芳兰生门，不得不鉏（锄）。”（张）裕遂弃市。--《蜀书周群传-附传》

（2）雍茂

刘备僭号汉中王时（219），其主簿雍茂曾劝谏刘备暂缓称王，因为基业规模尚浅，急于为自己加官进爵有可能起到相反效果。

（刘）备锐意欲即真（汉中王），（刘）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，且欲缓之。与主簿雍茂谏备，备以他事杀茂，由是远人不复至矣。--《零陵先贤传》

刘备闻言怀恨在心，找借口杀死了雍茂，因此“远人不复至矣”，大失人心。

彼时与雍茂共同劝谏的还有刘巴。雍茂死后，刘巴“惧见猜嫌，恭默守静”，乃至“退无私交，非公事不言”，明显被惊吓得不轻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，先主为汉中王……（刘巴）自以归附非素，惧见猜嫌，恭默守静，退无私交，非公事不言。--《蜀书刘巴传》

张裕、雍茂皆死于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，即刘备称汉中王的同年。可知刘备在事业鼎盛时期，表现出了极大的桀骜色彩，甚至隐隐有了滥杀忠良的苗头。可见无论是仁君还是暴君，其实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。

刘备对叛臣的宽厚处理及其历史背景

在蜀汉臣僚中，糜芳、黄权、孟达等叛将及其家属，曾被刘备赦免、乃至“崇待如初”。这种宽厚的行为引来后世史家的交口称赞。但在赞许刘备的胸襟之外，更需要注意到彼时的历史背景。

（1）糜竺

糜芳降吴（219）导致荆州沦陷，滞留当地的州郡吏员也纷纷变节出走。按孟达的话说，便是“荆州覆败，大臣失节，百无一还”。

荆州覆败，大臣失节，百无一还。--《孟达辞先主表》

举例而论，关羽主簿廖化先降吴，后归蜀。刘备非但没有谴责，反而给廖化加官进爵。照此记载看，即使像廖化这种“反正”的贰臣，也是屈指可数的个例，侧面佐证了荆州当时的恶劣局面。

（关）羽败，（廖化）属吴。思归先主，乃诈死，时人谓为信然，因携持老母昼夜西行。会先主东征，遇于秭归。先主大悦，以化为宜都太守。--《蜀书廖化传》

彼时糜芳已经叛入东吴，即使杀死其兄糜竺也于事无补。更何况糜竺是刘备的恩主，也是蜀汉元从集团的代表人物，杀害糜竺无疑会让追随刘备的旧人寒心。

因此刘备宽慰糜竺，实是出于稳定人心的考虑。

（2）孟达

孟达出走（220）导致东三县（上庸、西城、房陵）沦陷，滞留当地的臣僚，如申耽兄弟也纷纷投靠曹魏（见《刘封传》），进一步缩减了蜀汉的地盘。

在此背景下，即使杀死孟达的家属也无济于事。更何况孟达出身扶风，属于益州政权中“东州集团”的代表人物。

法正字孝直，扶风郿人也……建安初，天下饥荒，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。--《蜀书法正传》

时南阳、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，（刘）焉恣饶之，引为党与，号东州士。--《华阳国志》

这一集团中，除了孟达之外，还有法正、李严、刘巴等诸多元老。虽然彼时（220）法正已死，但李严等人尚在；一旦严惩孟达，势必导致东州人离心离德，因此也不得不赦免孟达后裔。孟达之子孟兴，甚至还能在蜀汉出仕为官，直至蜀汉灭亡（263）。

（孟）达子（孟）兴为议督军，是岁徙还扶风。--裴松之

不仅刘备如此，诸葛亮亦然。武侯秉政期间（223-234），不仅厚待孟达的家属，还屡次与孟达遣使通好、乃至互赠礼物。

太和元年，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，（孟）达又欲应亮。遗亮玉玦、织成、障汗、苏合香。--《战略》

李严亦致信孟达，希望孟达“反正归蜀”，可知这种绥靖政策背后有其必然原因。

（李）严与孟达书曰：“吾与孔明俱受寄托，忧深责重，思得良伴。”--《蜀书李严传》

（3）（4）刘封、郤揖

孟达出走时（220），其营都督郤揖也跟着主子一并投魏。至于滞留上庸的刘封，战败归成都，死于非命。

刘封虽然未曾叛变，却被安上了“侵凌孟达”的罪名而遭处死。不过刘封、郤揖等人的子嗣，却没有遭遇进一步迫害。刘封子刘林为牙门将，郤揖子郤正为秘书郎。

（刘）封子（刘）林为牙门将，咸熙元年内移河东。（孟）达子（孟）兴为议督军，是岁徙还扶风。--裴松之

（郤）揖为将军孟达营都督，随达降魏……（郤正）弱冠能属文，入为秘书吏，转为令史，迁郎，至令。--《蜀书郤正传》

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刘封、郤揖的籍贯。刘封是长沙人，属于荆州集团成员；郤揖是河南人，不属于任何派系，但其父郤俭曾是刘焉之前的益州刺史，属于名臣之后，具备较高的统战价值。

（郤正）祖父（郤）俭，灵帝末为益州刺史，为盗贼所杀。--《蜀书郤正传》

因此刘备赦免刘封、郤揖的子孙，也是出于安抚人心的政治需要。

（5）黄权

蜀章武二年（222）黄权叛逃，宣告了刘备的东征大业彻底覆灭。

虽然黄权出走有不得已的理由，但他出走时还带走了三百一十八名蜀汉将领，侧面导致蜀汉的人才储备血崩，几乎无人可用。

（黄）权及领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，诣荆州刺史（夏侯尚）奉上所假印绶、棨戟、幢麾、牙门、鼓车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跟随黄权降魏的三百一十八名文武中，有四十二人封侯，百余人为将军、中郎将，可知他们均属高才英俊。

（曹丕）拜（黄）权为侍中、镇南将军，封列侯，即日召使骖乘；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为列侯，为将军、郎将百余人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类似黄权这种以方面军统率身份（镇北将军，督江北军），成建制投靠敌国的行为，无论如何都属于罪无可恕；但刘备不仅赦免黄权，还引咎罪己，表示“孤负黄权，权不负孤”。这种行为已经超出常理的范畴。

有司执法，白收权妻子。先主曰：“孤负黄权，权不负孤也。”待之如初。--《蜀书黄权传》

如果结合时代背景，可知刘备这番举动并非全出于真心，实是安抚益州士族的策略。

黄权投魏后（222），刘备集团元气尽丧，几乎不保。

彼时刘备滞留永安，一病不起，进退狼狈；而南中诸郡蠢蠢欲动。按刘备死后（223）“高定恣睢于越嶲，雍闿跋扈于建宁，朱褒反叛于牂牁”的记载看，刘备生前的弥留之际，这些南中豪帅就已经难捺野心。

高定恣睢于越嶲，雍闿跋扈于建宁，朱褒反叛于牂柯。--《蜀书李恢传》

不仅是南中土崩瓦解，连汉嘉太守黄元也举兵叛乱，还一度打算围攻成都。汉嘉郡与蜀郡紧邻（在蜀郡之西），距离成都一步之遥，可知彼时形势之险恶。

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，闻先主疾病，惧有后患，举郡反，烧临邛城……众议以为（黄）元若不能围成都，当由越嶲据南中。--《蜀书杨洪传》

黄元的籍贯史书无载，不过根据《杨洪传》可知他与杨洪相互熟悉。按杨洪出身犍为的记载看，黄元很有可能也是益州出身。

（杨）洪曰：“（黄）元素性凶暴，无他恩信，何能办此？”--《蜀书杨洪传》

实际益州士族对刘备的态度一贯不友善，《蜀书卷十二》便连篇累牍地记述了益州学者对刘备集团的抵触与污蔑。而降魏的黄权，出身巴西阆中，恰恰是益州士族的代表人物。

黄权字公衡，巴西阆中人也。--《蜀书黄权传》

在此背景下，重病缠身的刘备根本不敢、也不能处理黄权的家属。因为一旦如此，便会彻底激怒益州集团，类似雍闿、黄元等叛臣便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，这无疑是刘备所不愿看到的事情。

因此，刘备不仅赦免黄权家属，还罪己自责，表示一切到此为止，既往不咎，这其实是外部环境所迫之下的不得已。

从出身籍贯方面来看，刘备赦免的诸多臣僚，其实各自代表着蜀汉政权的不同派系。

糜芳出身（徐州）东海，是元从集团的代表人物；孟达出身扶风，是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；刘封出身长沙，是荆楚集团的代表人物，黄权出身巴西，是益州集团的代表人物；郤揖是郤俭之子，属名臣之后。有鉴于此，他们的政治污点，并未影响到家属，均得到刘备的宽大对待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些臣僚的变节行为（刘封除外），集中发生在东汉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至蜀章武二年（222），即蜀汉“由盛转衰”的特殊期间。

糜芳出走导致刘备失去荆州、孟达出走导致刘备失去东三县、黄权出走导致蜀汉军力大损、人才储备血崩。

换言之，刘备在建安末年始终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，国势日衰。更为可悲的是，局面越是恶化，刘备便越是需要矫情忍性，安抚尚存的臣僚，以维护剩余的基业。

在此背景下，便形成了吊诡的一幕。汉中之战后（219）的刘备，刚愎自用臻于极点，乃至滥杀忠良，导致“远人不复至”。

而同年（219）失去荆州之后，刘备又迅速转变为一个心胸豁达的宽厚长者，臣僚越是叛变，他对待叛臣的家属便越是和颜悦色，乃至赏罚失度，与之前判若两人。

其实如果考虑到时代背景，便会发现刘备的所作所为，完全是出于大环境的约束，与他的个人好恶已然无关。

小结

刘备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相异行为，恰恰印证了一句谚语：马行无力皆因瘦，人不风流只为贫。

按刘备“终不为下”的性格来看，他无疑也希望能像曹操那样鹰扬宇内，挥斥方遒。但现实却是刘备“机权干略，不逮魏武，是以基宇亦狭”。

（刘备）机权干略，不逮魏武，是以基宇亦狭。--《蜀书先主传》

在外部环境的约束下，刘备的发挥空间便极为有限。从某种角度看，刘备“喜怒不形于色”的特点，也是这种现实心态的外在反映。

鉴于刘备在汉末乱世长期扮演失败者的角色，因此他能够展示真实情绪的机会便少之又少。

汉中之战以后，刘备曾短暂踏上人生巅峰，因此杀张裕、杀雍茂、乃至“远人不复至”都集中发生在这一时期。

然而随着同年（219）年底关羽败死、荆州沦陷，刘备便立刻收起了得意忘形的姿态，重新摆出一副“弘毅宽厚”的面貌，随后对糜芳、孟达、黄权等人的叛变行为予以宽大赦免，不仅慰以“兄弟罪不相及”，甚至还要引咎自责。

（糜）竺面缚请罪，先主慰谕以兄弟罪不相及，崇待如初。--《蜀书糜竺传》

这种无比分裂的行为，反映的当然不是刘备的真实想法，而是外部局势的客观要求。

刘备是一个政治家，其行为需要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。连董卓这种“羌胡之种”在进京初期（189）都懂得“矫情忍性，擢用群士”的道理，刘备对此自然更加熟稔于胸。

（董）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，及其在事，虽行无道，而犹忍性矫情，擢用群士。--《后汉书董卓传》

有鉴于此，厚待糜竺、孟达、黄权等叛将的家属，其实并不能证明刘备的宽厚贤良。因为种种宽厚行为其实都发生在逆境之下。或者说，刘备当时没得选，只能自我消化负面情绪，维持大局稳定。

如果刘备有选择的权力，恐怕他更希望效法曹操“运筹演谋，鞭挞宇内”，尽情挥洒胸中的英豪之气，而不是长期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，去争什么“弘毅宽厚”的虚名。

不过从某种角度看，刘备得志之时的偶露峥嵘，虽不符合仁君之象，却也颇得高祖遗风。这种真情流露，其实远比“喜怒不形于色”显得更有烟火气息，也为分析刘备的人物性格，留下了更加珍贵的史料。

我是胖咪，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。漫谈历史趣闻，专注三国史。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、吉光片羽，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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